中央大學【公民實踐小組】Citizens In Action！（CIA）

CIA主題：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簡介

撰稿者: Charlie (2011/07/18)

這個社會「逼」我們成為異性戀，這是我稱之為「異性戀霸權」的東西。是的，不是「教」我們變成異性戀，而是「逼」。

在《姊妹戲牆》中，作者張娟芬一開始就點出，喜歡一個人不像是作選擇題，因為「同性戀」從來就不被視為人生課題中的一個選項。然而在當今台灣的教育體制中，「同性戀」這個議題能不能「教」，都面臨了無情的反對聲音。

 由宗教團體所組成的真愛聯盟，不但在網路上發起連署，反對「同志教育」納入國中小學性別平等教育課綱與教師手冊中，還在其官網與性教慾影片中抹黑課綱內容，指稱同志教育會「誤導」、「混淆」孩子的性取向，煽動社會大眾對於性以及同志的恐慌。[1]

在2011年4月27日發布的新聞稿中[2]，教育部明確指出，性別平等教育是依據2004年由總統公布的「性別平等教育法」納入國中小學課程，其中包括了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間接駁斥了真愛聯盟聲稱的「性平教育就是要教導我們小孩變成同志、造成社會瓦解的性解放教育」。

面對保守宗教團體的惡意攻擊，人權團體與性別團體組成了友善台灣聯盟，除了由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秘書長賴友梅代表《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性別好好教》兩本性別教材的編者，按鈴向真愛聯盟提出誹謗告訴，也指出性平教育若不談同志議題、不推動多元性取向的概念，就是助長校園中性別霸凌的幫兇。[3]

(1) 2011/07/15

各位好，我是交通大學博士班的學生李佳霖。一開始我想問大家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為什麼今天我們這麼多人要聚在這裡，花這麼多時間參加公聽會，討論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明理的人都知道，性平教育是依法有據，經過決策過程的，並非倉促上路。而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這個課綱原本是可以順利地在100學年度讓教師們有資源去做融入式教學。所以我才要問：「那我們在這裡做什麼呢?」。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真愛聯盟利用各種方式抹黑課綱內容，煽動社會大眾對於性與同志的恐慌，企圖阻擋或拖延性平教育的推進。

真愛聯盟聲稱，廣大的家長和老師對於同志教育很「焦慮」，而且也不知道「該怎麼教」。但我們必須回過頭來去思考的是：就是因為有這層「焦慮」，就是因為家長與老師不懂，我們才更應該在教育制度裡積極推動性別平等以及同志教育不是嗎?

 我的父母親作為家長那一個輩份的大人，最感到力不從心的就是，在他們的成長與求學過程中，他們從來沒有接收過同志或多元性別相關的教育，以至於當他們遇到同志議題時，根本沒有「語言」去處理這個課題，或述說他們的情感狀態。這個教育體制沒有提供我們 (不管是家長、老師、或是學生)足夠的語言去「認識」並且「尊重」不同性取向或性別氣質的人。

而我所說的「尊重」，絕對不是真愛聯盟口頭上那個極為空洞、虛偽的詞彙。我們要求的是教育體制作為一個「結構性的權力資源分配」，必須在非異性戀情感框架之外，提供足夠的教學資源。

我以上所談的，都是聚焦在「體制」層面的問題。因為我們要求的是這個社會朝向多元、尊重、平等的「實質」改變。換句話說，我們不需要真愛聯盟或保守宗教組織的同情或憐憫。我再強調一次：我們不需要你們的同情或包容。請你們收回！！！

    　「娼嫖皆罰」的新法上路後，全台陸續上演五花八門的「嫖客現形記」。被抓包的性消費者們，喪偶多年的老先生有之、藉口「買消夜而後發生車禍」的有婦之夫也有之；保持著「證人」投機心態配合取締，事後才知改朝換代的有之、三兩好友偕伴同行但因「辦事效率」不同，導致判定迥異的也有之。一片風聲鶴唳下，不但頓失客源小型半套店、私娼館急著跳腳。我們也接獲旅社老闆來電抱怨大門口被警方張貼了「娼嫖皆罰宣導單」，不但娼嫖不上門，連一般男女朋友都怕臨檢而不幽會了。

    　「罰娼不罰嫖」時期由底層性工作者所承擔的扭曲執法，似乎有了新的劇情。過去，不講江湖道義的消費者只要配合警方做筆錄，很快又是一尾活龍，也因此給了基層員警使用線民佯裝嫖客釣小姐的空間。娼嫖皆罰後，性工作者和性消費者成了利害共同體，於是釣魚不再可行，甚至只要雙方打死不認，員警便很難佐證他們的性行為是交易關係。但警方為了呼應長官的修法是有為的、是必須的，馬上也在執法手段上推陳出新。這幾天我們透過媒體報導，已見識到基層員警如何埋伏、跟蹤、破門而入，扒光了憲法保障人身自由和隱私的基本人權。

    　而政客虛偽又取巧，硬是不想將這樣的議題檯面化處理，有人是不想在選前惹得一身羶，有人恐怕已預見取締才會讓業者四處送紅包，剛好趁選前坐收漁翁之利。未來新法過去由警察機關取締、法院裁處的流程也修改成由警方直接裁處、開罰，這樣的改變坐落在台灣的政治現實中，恐怕也將壓縮司法體系修正執法惡果的空間，更是讓基層員警和弱勢娼嫖繼續相互擠壓、埋怨，虛偽不變，壓迫加倍到了極點！

    　政策的荒謬後果由性工作者身上，部分轉移到消費者和業者身上體現，就是符合平等原則的「修法」了嗎？動用基層警力來執行荒謬的取締，是我們所期待的「管理」嗎？一則則嫖客現形記，不但說明性交易已是人們解決性需求的常態選項，還明白指出各縣市的性消費場所，早就在存在民眾生活周遭。

    　當地方首長不約而同撇清管轄範圍內不需設置性專區的同時，我們要怎麼面對這些「祭品」的存在？若以養身美容、餐飲歌唱之名營業的羊頭店，以巧立名目來避免踩踏一般民眾的道德界線（先不論他們有無勾結地方勢力），那麼較為外顯的直接性交易如私娼館、流鶯等，又如何跟在地互動？其中有無歷史淵源或地方產業發展的因素（如在凋零或歇業的公娼館附近、或因該地有勞動力集中的產業等）？

    　其實民眾大可放寬對「性專區」的想像，專區不見得非要單點、集中、交給政府由上而下管控的，如此一來反而容易造成樣本、僵化，專區外照樣管不到。或許仿照澳洲經驗，採多點、分散、與在地居民充分協調規模、型態等的「社區共決模式」，把因歷史或地緣聚攏而成的性產業好好因地制宜地進行管理，將是最務實的做法。

    　（作者鍾君竺為日日春協會執行長、林奎妙為主任）

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姿態並不能讓人安心：因為讓那些荒腔走板、狗屁倒灶的政策出檯，而導致民調數字翻盤的，並不是群口諠呶、而又怠忽職守的小官僚；該為荒腔走板、狗屁倒灶的政策居然能出檯而負責的，只有吳敦義自己。可是，他顯然不想負這個責任──既然大選年的靶子本來就是馬英九，眾口一聲齊罵馬，反正他也習慣了。
而今又搞出娼嫖兩罰這大開倒車的《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正條文，重視家庭或人倫價值的保守中產當然不會為此豎大拇指，因為他們早就有能力看穿這是執政者驅民於壑而不負管理之責的便宜之計；社經地位較高、而有嫖妓之佳興者，也完全明白這《社維法》根本不會影響其高消費娛樂。絕大部分受惡法影響的，都是性產業的長期受惠者，也多是性生活、或正常男女社交生活方面的弱勢之人。

反賭戒色貧者失依

清代的落拓文士錢泳在他的筆記《履園叢話．舊聞．安頓窮人》提到江蘇巡撫陳宏謀初上任時以風教考量而令：「禁婦女入寺燒香。」不意卻壓抑世俗宗教活動所提振的旅遊事業；致使三春時節，遊屐零落，舉凡交通、運輸、物流業者──所謂「輿夫、舟子、肩挑之輩」，都無以為生了。當下物議譁然，陳宏謀不得不「朝令夕改」，立弛其禁。
江蘇布政使胡文伯也曾經禁開戲館，搞得老百姓怨聲載道。他沒想到蘇州古城西北金閶一代萬商雲集，筵席連宵，戲館酒樓凡數十處，每天光靠演戲這一個行當就能養活好幾萬的升斗小民。地方官名為顯揚風教，實則卻戕賊了民生。在一個五方雜處、經濟活動頻繁的地方，「如寺院、戲館、遊船、青樓、蟋蟀、鵪鶉等局，皆窮人之大養濟院。」
在這個消費活動鏈裡，一旦祭起反賭戒色等名教倫理的翻天印，原本寄生於底層社會的低收入者頓失依附，就祇能淪為遊棍、乞丐或盜匪了。錢泳在筆記中引述了清代中葉著名的書畫家潘奕雋（榕皋）的兩句詩說：「人言蕩子銷金窟，我道貧民覓食鄉。」錢泳並且稱道這兩句詩真可謂「仁者之言也。」

記得2008年大陸某報刊出了一個題目給許多人作──《壞經濟會使人變好嗎？》我在文中引了約翰．鄧（John Donne）著名的詩句：「沒有人是孤島，或全然的寂寥；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隅，大塊之一角。」這幾句話引向詩人最高貴的同情：「任何死亡都是我一部份的衰減，因為我與眾生綰結牽纏；所以毋問喪鐘為誰而鳴，它為你而鳴。」壞經濟會使人變好嗎？如果我們體貼且相信：他人的貧窮正是我的貧窮。答案就會是肯定的。

貧男性慾應被重視

同樣的道理：被指稱為敗德的產業會使人變好嗎？如果我們體貼地相信：無能交友、無力成婚、甚至只是沒有機會和人性交，都有被自然社會機制加以照料的權利。如果說「貧童不能沒有奶喝」的道德訴求很容易被看見，「貧男不能沒有砲打」也有一定程度的倫理意義而應該被重視。吳敦義不讓人幹，人也不會讓他和馬繼續幹下去的。